“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资料图片)

无义战的春秋，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等诗句被编入《诗经》，风驰电掣的兵车在战场上互相冲击。

这并不魔幻。

因为《诗经》，两三千年前的美好至今仍润泽着我们；两三千年前的血腥与残忍则成为了古籍中的只言片语。

《春秋车战》的作者从这些只言片语出发，带着读者重回诸侯争霸的那个时代，沿着车辙和扬尘，复盘列国兴衰。

从百家讲坛到纸上谈兵

1995年，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赵长征写了毕业论文《论〈左传〉中的战争描写》。他是军迷，又喜欢《左传》，到该写论文的时候了，专业和爱好的结合，自然就有了这篇论文。虽然从小喜欢谈兵论战，但，彼时，他没想到以后会去中央电视台的讲坛上谈兵论战，而且谈的还是他因为限于篇幅未能在论文中好好谈论的那些战争；更没想到真的会纸上谈兵，写一本与之相关的书。

赵长征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是在北京大学读的，他攻读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主攻的是先秦两汉文学，他曾经在《左传》上看到的那些战争，有很多又在别的文献上看到。作为军迷的他，在北京大学找到了“组织”，加入了北大军事爱好者协会，和同好们的切磋砥砺，让他纸上谈兵的时候越来越能高谈阔论。以至于，后来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任教的他，在中央电视台编导问到有什么题目可以在《百家讲坛》上去讲时，他想到了古代军事。这和他的专业结合，又不让听众觉得艰深，而且还能够避免重复之前上过《百家讲坛》的学者讲到的内容。这便有了2021年11月底在《百家讲坛》上播出的《春秋车战》。

赵长征在《百家讲坛》上的《春秋车战》，讲了12集。12集的内容加起来，不到图书《春秋车战》的一半。多出来的部分，是限于时长，未能尽兴在《百家讲坛》上讲的，当那些谈论要落到纸上时，赵长征把它们补充了进去。“它是一本普及性著作，但我是以一种做学问的态度来写作的，力求写出自己的创见来。”赵长征说。

他的态度，不仅表现在对史实细节的考据，还表现在他对写到的那些战车的细节的反复推敲。例如，他对车轼的“推敲”——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轼一般比车厢底部高40~65厘米。这个高度，比今天一般人想象的要低得多，也比今天许多图画、模型和影视作品中要低得多。为什么会这样？赵长征仔细思考后认为，那是因为在平常大部分时间人们都是坐乘的。跪坐的时候，轼在人的胸部；跽坐的时候，轼在人的腹部，都可以作为一种依凭，帮助人保持平衡。这可以在汉代大量的画像石图案中得到验证。而今天的人们往往以为先秦人是以立乘为主，所以各种美术、影视作品中多表现为立乘。但是在作战的时候，乘员们都是站立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车轼此时对于乘员来说就比较低矮了，对他们的稳定平衡所提供的借力就比想象中要小。

类似这样的细节推敲，赵长征都没有放过，以至于读者相信，只要赵长征熟悉工具，他就能做出战车。

多维度审视春秋军事，尽可能去还原

差不多快3000年前的春秋，周室衰微，诸侯争霸。对于大多数非专业人士来说，只知道彼时征伐不断，但，诸侯们到底是怎样打仗的，他们的武器装备是怎样的、战术是怎样的，等等，很多细节并不清楚。

出土文物表明，早在商代中国就已经有战车，据《史记·周本纪》记载，牧野之战周武王更是发动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去翦灭商朝。彼时的战车相当于现在的坦克——商朝就有的战车，为什么说春秋才是车战的黄金时代呢？赵长征认为，首先，在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史书《左传》中，有许多关于车战的可靠记载，另外就是考古发现发掘了很多大规模的春秋时期的车马坑。综合上述两点可知，春秋时期确实是车战的最高峰。

《春秋车战》中，赵长征在讲述具体的战事之前，以文物考古的严谨态度介绍了先秦战车的源流和形制。在中国的许多古籍中，都把奚仲作为车的发明者；而根据考古发现，车最早出现于欧亚草原或西亚。

作为军迷，赵长征知道军迷们的兴趣点。在书中，赵长征并未用太多笔墨纠缠于车的源头。在书的上篇《先秦战车总论》，他像个工匠般细细讲解的，是春秋时车的形制。他还像个教练那样，对如何乘车、如何使用武器、在车上如何作战等作了详尽介绍。因为大量出土文物图片的运用和历史文献的引用，《春秋车战》阅读起来，读者颇有穿越到历史现场的感觉。

下篇《春秋车战简史》中，在讲述完车战的发展史之后，便是具体的车战实例讲述。中国古代文献，涉及战争的，往往寥寥几笔，甚至一笔带过，让希望看到更多细节的后世读者颇为遗憾。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写晋军的溃败，“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只说争舟过河逃跑的晋军被砍断、掉落舟中的手指头“可掬”。赵长征虽然赞叹这一细节把晋军争相逃命乃至自相残杀的惨状写得淋漓尽致，但他在讲述这一故事时，未停留在简单的翻译，而是合情理地作了扩展——

“晋国的中军、下军都争相渡河逃命。但是人多船少，哪里够用呢？已经爬上船去的，算是幸运的，还有许多人一直冲到水里，用手扒着船沿，想要爬上船去。但是船上的人不可能让他们都上去啊。都上去，船装不下，太重了，船会沉，大家一起淹死。河岸边，成千上万人的哭喊声、怒骂声响成一片，说话也听不清，这生死关头，也没法讲通什么道理了，也没什么纪律了。船上的人情急之下，干脆操起手里的兵器，对着那些扒着船沿的手一通乱砍。”

这样一扩展，原本就很具画面感的这一场景就动了起来，就有了声音，就有了现场感。而这现场感，便是赵长征所力求的“创见”之一种。

赵长征的另一种“创见”，便是他精到的评议。书中写到，晋国一个姓逄的大夫，和他的两个儿子坐同一辆战车逃跑，他告诫儿子：“不许回头看。”但他儿子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让他们回头，好奇心强的他们还是回了头，结果看到另一个叫赵旃的大夫，还告诉他们的父亲了：“赵傁在后！”逄大夫只好停车让两个儿子下去，让赵旃上了车。赵长征写到此处，评议道：“逄大夫之所以不让儿子往后看，就是怕看到熟人，现在逃命要紧，你看到熟人了，救还是不救……哎哟，我的傻儿子哎，俩不争气的家伙！”这一评议，把逄大夫对儿子的爱和对道义的坚持这一矛盾的心理活动凸显了出来。

赵长征的“创见”，源自他从军事、历史、考古、文学等多维度对春秋军事的反复审视。他并没有在“创见”的基础上信马由缰朝着虚构的方向绝尘而去，而是在严格的学术思维指导下，对两千多年前的那些战争作尽可能的还原。

对话｜“历史影响到了我们每个人，只是很多人并不知道”

潇湘晨报：作为军迷，您是怎样关注到春秋车战这一块的？我认识的一些军迷，他们更多的兴趣点在现当代战争和武器。

赵长征：我和大多数军迷并没有什么不同，时间也是用在现当代军事比较多。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有兴趣，对二战也很熟。为什么做古代军事的研究呢？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像我这样的文科生，如果只是平常一样爱好一下也就罢了，最初也没想过做更深的研究，后来到想要有所输出、表达的时候，文科生的知识背景就搞不定一些武器和设备的原理，而古代那些，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中学物理知识一般就足够对付了。第二个，我专业研究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对《左传》等古籍比较熟，而其他军迷，他们大多数阅读古籍有一定的障碍、文献基础比较差，我的专业优势在古代军事的研究就可以发挥出来了，本科毕业论文我写的就是论《左传》中的战争描写。现在看来那是很稚嫩的论文，当时并没有想到以后要写这么一本书，只是对春秋时期的战争感兴趣。

潇湘晨报：《左传》里有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战争或者说军事，在古代历史、国家事务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赵长征：其实，不光是古代，现当代也一样，军事自古以来都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全世界都这样。不同的民族、利益群体之间有不断的矛盾冲突，冲突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以战争这种高烈度的形式出现，虽然它很残酷、很血腥，但也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很难躲过。所以，研究战争，并不是因为我们嗜血，自古知兵非好战嘛。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客观的现象去了解和研究。

潇湘晨报：冷兵器时代相对于现在更血腥，但，我在《春秋车战》里看到，有些人还遵循古老的军礼，讲究道义。这样的反差，很有意思。

赵长征：这是春秋时候特殊存在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周代讲究礼乐——殷商特别迷信鬼神，把国家大量资源投入到祭祀，希望借此能够得到鬼神的庇佑，但最后他们并没有得到鬼神保护，被周取代了。周取代商后，认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强调修德。在这样的认识下，就有了周公的制礼作乐，建立了一套礼乐文化。礼乐文化的内在核心，便是德。它已经深入周代社会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军事方面，这就是军礼。虽然周朝后期，礼乐体系开始动摇，所谓礼崩乐坏，但还是有一定的历史惯性，礼乐文化还在往前走。当时，能够上车、在车上作战的，都是贵族，他们有一种身份感，觉得要维护传统的礼仪。当然，也因为他们的贵族身份或者说阶级特权是和礼乐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维护礼乐体系，实际上也是维护自己的阶级特权。但繁琐、迂腐的军礼，与战争的本质是矛盾的。战争的本质就是消灭敌人、取得胜利。随着诸侯争霸越来越激烈、战败的后果越来越难以承受，所以慢慢地，军礼就维持不下去了。春秋正处于历史转换期，春秋的前中期还有人讲军礼，像宋襄公，对方没有过河列好队，就不进攻，最后自己被打败，战后他还说了一套理论，说君子不去伤害已经有伤在身的人、不打头发花白的老人家等。但到春秋后期，特别是吴楚争霸时，各种计谋、诈伪都用上了，那时正是《孙子兵法》形成前后。孙武便是那个时代的人，他说“兵者诡道”也，他正面肯定了诡诈、奇谋等不讲礼法的行为。春秋战争史，就是军礼式微、务实的战争观不断兴起的过程。

潇湘晨报：《孙子兵法》这么一套反当时军礼的兵书能够出现并得以流传，是否也是春秋思想多元化的一个例证。

赵长征：春秋是各种思想激荡的时期。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当时应该没什么人站出来反对孙武的观点，这说明孙武的观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占了上风。

潇湘晨报：春秋末期虽然军礼已经式微，但对后世仍多少有些影响吧。

赵长征：对。总会有一些人从道德的角度去谈论军事。但，世界上很多事情的运行规则是很残酷的。完全讲道德，解决不了问题。更何况有些人讲道德，是为了迷惑你，他自己却不是那么做的。

潇湘晨报：有没有人问您为什么会研究《春秋车战》？在有些人看来，研究这个好像对当下没有特别的意义。

赵长征：我们研究古代的历史或者经典，往往都不能说直接会对当下有什么意义。我们会经常遇到有人问这个问题，挺苦恼的。确实有人觉得你研究几千年前发生了什么事，这和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研究人类历史应该观照到今天，为认识过去并继续往下走提供借鉴，但，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去看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对自己有什么作用，实际上历史就是影响到了我们每个人，只是很多人可能自己并不知道。最常见的，是拒绝对历史的学习，会让人很短视、见识有限。

我的这本《春秋车战》，里面有很多可以引人思考的因素，比如战争和技术发展的相互关系、战争和道德、战争的本质是什么？

为什么人类总是避免不了战争，等等。此外，还可以从一些战争故事中获得人格上、精神上的力量——历史上一直有些人，生死对他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他的信念对他更重要。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利己主义，在个人利益之上，还可以有些东西值得我们去奋勇、去奉献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当然，我并不是说要所有人都愿意为某个使命牺牲，我们应该要认识到理想主义的价值，而不能把人人利己当作唯一正确的观念。我们古代历史上、文献里有很多这样的思想资源，所以我不同意那种认为古代的研究对今天没什么用的看法。如果我们愿意思考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能够帮助到自思考、找准定位、规范和引导自己行为与取舍的经验借鉴。

潇湘晨报：所以，其实，春秋时候的战争，也是我们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重要的过程之一。可以这么说吗？或者说战争从另一个角度讲也促进了古代文化思想、技术交流的进程？

赵长征：对，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现在我们去看，他们仍有些可以感动我们的故事。特别是那些舍生取义的人，他们为什么一直被我们敬仰、赞颂？我们在面对国家危亡的时候，可以用他们的故事激励自己，而不会用那些自私自利、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做自己的偶像，用他们的想法指导自己的言行。

回到战争本身，确实，战争能很大程度上促进技术发展和文化思想交流。比如说，我们打败了，就痛定思痛去找对方到底哪些方面比我们强，就去研究和学习，如果对方制作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技术比较好，在学习对方的过程中，把对方的技术学过来了，技术就实现了传播和转移，如此循环，所以，战争虽然血腥、残酷，但也确实是促进人类文明和技术交流的一种方式。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